童祥苓口述历史:拍摄《智取威虎山》电影,我们与家人分开了两年

1967年大年三十晚上，楼下邻居各家都忙着年夜饭，各种菜香直扑到楼上来。我的孩子们时不时跑到楼梯口，看邻居们合家幸福地吃团圆饭。忽然，两个儿子跑回屋说有人来了。几个学馆红卫兵，冲到我家里翻锅看碗的，结果只看到一碗青菜和一碗雪里蕻炒青豆。他们是来突击检查我们年夜饭水平的，大概没找到好题材，败兴而去了。

大儿子懂点事了，吃了饭就倚在窗口，看着外面孩子们放花炮，欢乐地游戏着，而刚会走路的小儿子则走到我的小房间里，站在正写检查的我面前，两只小手扶在桌上，看着一堆一堆的检查稿，轻声叫着爸爸，好像在说爸爸每天都坐在这儿工作，过年都没给他买玩具，甚至连一块肉、一块糖都没给他，他似乎来提醒我是不是忘了他们。望着孩子，我心酸不已。他们不幸投胎到我家，我能给孩子带来的只有物质上的匮乏与精神上的无尽折磨，他们在苦海中又长了一岁。我抱起小儿子对他说，爸爸对不起你，对不起你啊！孩子用小手擦去我的泪水，抱着我的脖子直叫爸爸，南云也哭着过来，抱开孩子，哄着孩子让爸爸工作。工作、工作，我就是为了艺术勤奋工作，才有这种结局，给孩子们带来的只有不幸，泪水打湿了桌上我写的交待检查材料。

在北京拍电影的两年中，剧组人员都回上海探亲两次，上海家属也可以到北京探亲两次，路费均由剧组报销。惟独我一人不能享受这两次探亲，理由极其简单，怕影响拍电影。在北京有家有亲戚的都以回家看看，惟独我不能看望父母和葆姐，理由也极其简单，要划清界限。那时候和北京的家里，和葆姐不能联系，信也不能写。我和张春桥辩论之后，大家都得划清界限嘛，我小姐夫马彦祥也被抄了家，北京艺术局局长也没有当了，给流放到湖北劳动。

每逢休息日，招待所只剩我一个人。上午起来先把屋内打扫干净，衣服洗好，吃过午饭，我便从地安门红卫招待所走到北海东门，花五分钱买张门票进去，沿北海走到前门再返回来。漫步而行，有时倚着栏杆看着清水中的小鱼，它们时而没入水中，时而露出水面，无忧无虑逍遥漫游、羡慕地欣赏着它们，可以让我暂时忘却现实的痛苦。

一次回招待所途中，我看见一个烧饼店，想买烧饼和小圆麻圈，一翻口袋只剩五分钱，就买了个芝麻烧饼权作夜宵。有一天，沈金波的夫人从家里给他送烧鸡腿，问我怎么不回家看看，我心中之苦难以倾诉。他告诉我，我父亲被车压断了腿，成了残疾躺在床上，听见广播我的唱段就哭。听到这些，我抑制不住情感，走出房门直奔后院，在无人的墙角下不敢出声地抽泣。

第二天，我找军宣队贺剑跃同志谈了父亲情况，希望领导准假一天去看父母。经过研究，老贺同意我回家探亲，我真喜出望外。回到招待所，打开箱子，取出仅剩的二元多钱，舍不得坐电车，从地安门走一段，小跑一段到朝阳门外水碓子，出二元钱买了点水果。

娘开门看见我，就呆呆地站着，连我叫她都没反应过来。我关上门，扶着娘进屋，她这才回过神来，对父亲说想念的儿子回家啦。望着躺在床上残废的父亲，我才体会到老戏中经常唱的一句"心似箭穿"是什么感受了。我刚叫出"爸爸"，躺在床上的父亲便伸着双手，叫着"儿子、儿子"，抓住我的手。我坐在床边，他连声说想我，爱听我的唱段，好听，好听。我不敢告诉两位老人我和四姐的真实情况，其实连北京葆姐也受了牵连，父母又怎么会感觉不到呢。葆姐忙着包饺子，吃过饭天色已黑。我们总算享受到了点天伦之乐，只是时间过得太快了点。

临别时父亲要我再回家看他，葆姐也说再来先告诉她，好给我准备点好吃的。这两年赡养父母的担子全落在葆姐身上。她的丈夫，北京艺术局局长马彦祥先生也被打成走资派下放到湖北劳动，处境也相当艰难。但她没有责怪我这个不孝不悌的弟弟半句。送我到门口时，娘似乎非常清楚我的处境，跟我说，回来一趟不容易，会有难处，来一次也很累，只要我心里有父母就行了。我抱紧了娘，在她耳边说，我对不起他们！娘抚摸着我的头说，要记住，童家人受冤受气但不流泪！她慈祥的脸上流露出坚不可摧的目光。

南云在上海日子也不好过。她信上说，起先在干校插秧劳动，后来调到《龙江颂》剧组扮演江水英，一边创作还得一边到葛隆大队去劳动。在那里，让她睡在猪圈里。农民知道南云在创作农民典型，让她住到农民家里，她这才离开了猪圈。一看就知道，对她只是利用。但我的傻女人，只要让她工作，再苦也是乐，我不想去破坏她的痴梦。

不出所料，1970年在人民大会堂讨论修改《红灯记》时，江青忽然问我："祥苓，你爱人的思想不好吧？"这突然的问话，我不知如何回答。点她的名，决非好兆。假如说张南云思想不好，整个文艺界就没好人啦，我不能良心承认妻子思想不好；如果解释的话，肯定会惹恼江青，就不单是把南云赶出《龙江颂》剧组那么简单了。会场静得连掉针都能听见，江青在等待我的回答，上百双眼睛望着我，我低头沉默不语。在座的人都能看出，我这是无声的反抗，都等着江青的反应。我不知道这样做是能保护妻子，还是给她带来灾难。僵持了几分钟，江青转移了话题，我却心乱如麻，什么也听不进去了。

散会后，工宣队丁恒竹对我说，张南云在农村劳动，思想还是很好的。那他刚才为什么不站出来说呢？我不怪他，这是于会泳惯用的手段，他要赶走谁，必定先扣上政治帽子。我们虽然躲过了陷阱，后面还有灾难。我连夜给南云写信，但不敢告诉她江青点名的事，否则她会失魂落魄的，只让她做好思想准备，摆正位子，把自己当成一颗铺路的石子。同时我告诉她，剧组让她做什么，千万别立即答应，先写信告诉我。面对暗礁险滩，南云如何能应付，她的命运犹如无依无靠的一叶孤舟，我为她揪着心。

我接到她的信，说大儿子预鸣在马路上被红卫兵骑车撞断了腿，骨头从腿肉里穿出来。南云当天又正在演出《龙江颂》，多亏剧组工宣队陆师傅背着孩子去华山医院接上腿，现已绑上石膏，在家待着。我心急如焚，但远隔千里只能干着急，赶紧连夜写信告诉南云，一定要再拍一次片子，认真看看是否接好。父亲的腿就因为没接好而残废，我们不能让这么小的儿子腿上留下残疾。

十几天里我日夜心焦，等着回信。信来了，打开一看，说是又去拍片了，果然接得不好，幸好有位刚解放出来的骨科专家，说必须重新再接。也没打麻药，就硬生生扭断了原来的伤骨、孩子痛得直冒汗。现在完全接准了，绑好石膏，在家养伤。她自己仍然要下农村搞创作，孩子只能交给保姆带。疼在儿身，痛在我心。我的家像一条支离破碎的船，在惊涛骇浪中颠簸着。常言道，苦海无边，回头是岸。可我们休戚与共的家不知回过多少次头，眼前仍是一片苦海。哪里是尽头，岸在何处啊！

南云还告诉我小儿子胜天未说先唱的事。胜天是1966年出生的，为什么他叫胜天呢？就是取自"革命的智慧能胜天"。那时候有一个保姆，我们用了她好多年了，到"文化大革命"后期，我们实在给不起人家工资了，给了一点钱让她走了。两个儿子相差十岁，她从大儿子一直带到我小儿子。胜天到了四岁还不会说话，急得南云直发愁。有一天，忽然听到一个声音奶声奶气地在外屋唱《沙家浜》,"朝霞映在阳澄湖上……"忙跑去一看，是不会说话的儿子在唱！她真是喜出望外。我也听他念着《奇袭白虎团》数板，还真不赖。这么小不点的孩子无师自通，大概是受我俩的遗传吧，有希望接我俩的班。如果有一天他也能成为京剧演员，我也就死而无憾了。

然而因为我的缘故，这一切似乎注定无法实现。1974年胜天九岁，上海"五七"京剧班招考。南云在那儿当老师，就给胜天报了名。他长得挺好又会唱，考试老师也喜欢他。但是，我们得到的通知上写着"政治条件不够"。因为要按于会泳说的红三代标准，就是祖宗三代都是工农兵，京剧班才能录取。我们是知识分子，属于资产阶级范畴，不能录取。我气愤不已，演员属于资产阶级，那么京剧班学生毕业当了演员，又属于什么阶级呢？如果变成了资产阶级，岂不背叛了自己的阶级吗？这就是"文化大革命"!对这叫人啼笑皆非的混蛋规定，我们毫无办法。我这个属于资产阶级的父亲，使孩子失去了学戏机会，其实就是于会泳不准收而已。

"四人帮"倒合，我们看到了希望，托李蔷华老师介绍入戏校，请戏校一位杨老先生给胜天说点基本功。那时，南云已转到戏校上班，要求让胜天考插班生。许多演员的孩子被录取了，惟独胜天未被录取。文化局某位领导说，为什么演员的孩子非要当演员。京剧演员的后人当演员是个传统，现在多少大角的先辈不都是演员吗？然而我懂了，又是缘于我，使孩子失去了机会。不公平的命运在胜天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沉重的烙印，他逐渐沉默寡言。这是一道深深刻在我心上的永久疤痕，这颗赤诚之心原本十分热爱京剧艺术，此时陷人了冰窖。

1970年，拍摄《智取威虎山》电影的工作结束了，为此我们付出了与亲人分离两年的代价。宣布返回上海时，大家都高兴得跳起来了，我当然是其中最疯狂的一个啦。送我们的汽车停在东平路京剧院门口，我一下车，背起箱子就一溜小跑。看到五原路的家时，我的心跳加速，不知哪来的力气，几乎是连蹦带跳跑上楼的。房门外，我就听到熟悉而亲切的南云的声音，你们爸爸回来啦。一进门，大儿子冲过来就抱住我，好像怕我责怪他似的，不停地叫："爸爸，爸爸！"他能站起来了，腿骨接好了，长高了，可太瘦了。小儿子却站在原地不动，手扶着房门，南云拉他过来，让他叫爸爸，他看了半天才轻轻叫了声爸爸，孩子已认不得我了。我抱着胜天望着南云，可怜的她留着短发，穿着干部服，看上去浮肿得厉害。两年来全靠她支撑着家，过度操劳与精神压力使她显老了。我像陌生人一样巡视着只能用穷破不堪来形容的家，刚往孩子床上一坐，便觉得床铺挺硬，掀起单薄的褥子，发现下面铺的都是报纸。一阵心酸，我紧紧地抱住两个儿子，亲吻着他们，喃喃诉说父亲给他们的爱太少啦，给他们的不幸太多啦。

那天南云为我做了一碗红烧肉和卤鸡蛋，这是我最爱吃的菜。两年样板饭不如回家一顿团圆饭，吃到妻子烧的饭菜，我非常满足。预鸣看上去好久没吃过这样好的菜饭，狼吞虎咽大口吃着。胜天却吃得并不起劲，让我感到奇怪。南云说，孩子这几年就知道大饼油条，其他的都没尝过。我心里顿时像打翻了五味瓶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。

晚上孩子们睡了，南云对我讲了她的事。为了宽慰我，未讲前她让我别着急，我却更着急了。原来，她劳累过度患了宫颈糜烂症。这本不是什么严重的病，但剧组领导非让她去治疗，治疗中偏偏发生了手术事故，子宫出血不止，至今仍在流血。就在我从北京回上海那天，《龙江颂》的演出已经把南云换下来了。江青点了南云思想不好后，我已估计到了那些人要把她排挤出《龙江颂》剧组，但没想到手段如此毒辣。我责怪南云，为什么治疗前不写信告诉我，她流着泪说怕影响我，拍不好电影又是罪。她确实难啊。

没过几天，一位剧组领导陆汉文到我家说，已经把南云工作关系转到"五七"京训班了。我极为愤怒，当场骂他未免做事太绝。南云还在生病，应该先关心她的健康。至于工作，她原属京剧院，调工作也应事先征求她本人的意见。这个人居然回答，这是于会泳的意见。我问他，欺负这样一个老实无罪的女人于心何安！但谁又能和上面抗争呢。

面对二年来家里发生的一切，我作为父亲关心不了儿子，作为丈夫保护不了妻子，欠下亲人无数无法偿还的债。但是，究竟是谁造成这些债呢！

1971年我没怎么外出演出，家里稍稍平静下来，南云也松了口气。只是学校没有复课，大儿子看到我们的遭遇，不愿学戏，终日晃荡。我们怕他学坏，也发愁。葆姐在北京部队辅导时，首长谈起我，才知道我虽成功地演了解放军，没想到大人小孩竟如此遭遇，让我们把预鸣交给部队，特批他参军。把孩子送到部队最让我们放心，预鸣也愿意去。只是要扛枪训练，孩子只有十四岁，能吃得起苦吗？除此也没有更好的出路，我们决定还是让预鸣去锻炼锻炼。

预鸣临走前我们全家一起出去玩了两天，让孩子静安寺小花园转转，照了相，吃点小吃。预鸣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着离别之情，对弟弟特别亲密。当时胜天只有四岁，不知道哥哥即将离去。我理解预鸣的情感，他哪离开过家呀。

送行那天，我们尽量冲淡离愁别绪。送预鸣上火车时，孩子紧紧抱住我，流着泪不断地叫着爸爸，他是一个还没有枪高的小兵啊。我知道他也舍不得离开我们，我们亲着他的脸却怎么也亲不够，车轮的每次回响都会加剧我与南云心底的痛。不是环境所迫，谁家舍得让这么小的孩子参军呢！

预鸣后来复员，急于工作自立，当了钳工，工作中能够不怕脏不怕累，吃苦耐劳，不过"文化大革命"中落下了胃病、腿伤、腰伤的病根，还在训练中打掉了九颗牙齿。现在每当我看见他总是弯着腰时，心便会一阵阵地疼。儿不仅是我生命血缘的延续，也是我悲惨命运的延续。说千道万，如果他们不是我的儿子，就不会有这样的遭遇。

1974年母亲来电报，告知父亲去世，让我们回北京料理丧事。得知父亲不幸的消息，我和二哥认为，虽然四姐出了牛棚，还在交待审查中，但是这事应让她知道。怕被人看见又说我们开黑会，我让保姆去找她，请四姐晚上来我家。我们兄弟姐妹三人在楼上堆东西的小屋里商量。照理为父奔丧，儿女都应该去，但是四姐说她尚未解放，请假决不会准。如果偷偷去，万一开她批斗会，兄弟姐都又是大祸。四姐让我和二哥前去，还让我们替她向父亲告别，代替她谢女儿不孝之罪。我想，也只能如此。

第二天我就向工宣队丁恒竹请假。他不关心我丧父的悲伤也就了，居然只给我三天假，而且认为这是我家私事，路费不予报销。我并未向他提出什么要求，对这种毫无人性的人没什么可说的，我扭头就走。

为了赶时间，我与二哥坐飞机赶到北京，飞机票对我们而言是一笔很大的开支。见了娘和葆姐，告诉她们四姐不能来。娘叹息着说，父亲去世的不是时候呀。

他是半夜里突然去世的，第二天才发现，遗体在火葬场，等着排队火化。葆姐领我和二哥去火葬场。它地处远郊，一个火化炉和一间二十多平方米的停尸房，只有一位老师傅值班管理。当我们向老师傅询问姓童的老人时，老师傅问是不是扮杨子荣演员的爸爸，我们告诉他是。他看看我们哥俩，指着我说，是杨子荣吧，又指着二哥说他是哥哥，这老师傅眼力不错。他领我们去看父亲遗体，父亲排在第三个位子，遗容消瘦，但脸部很安详。我们向遗体告别后，和老师傅商量，因为上海有任务，母亲年纪大行动不方便，能不能把父亲遗体早点火化，我们取了骨灰，好马上返回上海。老师傅对二哥说，我对京剧有贡献，杨子荣的形象家喻户晓，照顾革命英雄，谁也不会有意见，让我们明日就来取。第二天，老师傅把一切都办妥了。我向老师傅敬了一支烟，感谢他帮助我们尽了孝心，他却风趣地说要不是我父亲，我们还没缘相见呢。老师傅的朴实纯厚使我很有感触。

料理完父亲后事我就回上海了。想想全家人已多年未能相聚了，父亲去世，让我们娘四个有了一次短暂的团聚，但这是怎样的团聚啊！

"四人帮"倒台之后，1977年时四姐虽没完全被落实政策，人身已经自由。这时葆姐来信告知娘病重。我因有排任务，就由四姐与二哥先去。不久我便收到母亲病危的电报。我向上海京剧团请假时，又只给了我三天假，同时和上次一样告诉我不予报销路费。对此我已习惯，还是赶快买机票去北京要紧。

到了北京，我刚一进家门，娘就睁开了眼睛望着我。我对娘说我赶来看她，娘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，我来了她很高兴。看见躺在床上已不能动弹的娘，我忍不住热泪盈眶，泪水滴在娘手上。娘握着我的手说，人都要走这条路的，让我不要难过。我问娘身体如何，娘说肚子很痛，我便用手轻轻给她揉肚子。娘说揉揉好多了，其实我知道这并起不了什么作用，只是我们母子之间的安慰罢了。照顾娘的金阿姨对我说，娘就是盼着我，一直不说话不睁眼，我一到就睁眼说话了。我是娘最小的儿子，娘一直偏爱我，娘是一直在等着看我最后一眼啊！

吃晚饭时，我们兄弟姐妹围桌而坐，感慨万分。多少年了我们全家没有吃过团圆饭啊。四姐衰老了许多。谈起她在"文革"中所遭受的非人待遇时，四姐仍是心有余悸。她是第一个进牛棚的，受的苦最多。十多年的"牛棚"待遇，让她情愿进监狱，不愿意在上海京剧院。在上海，京剧院打人是有名的。白天大家上班，打手不敢太明目张胆，她还有点安全感，每当夜里京剧院里无人，那班打手真是为所欲为，她就心惊肉跳，不知会遭受什么折磨，犹如过鬼门关一样。四姐所受的各种折磨，令人发指。他们让四姐站在练功房中间，四个角上四个造反派，每人手里一根藤杆，然后这边一棍打过来，那边一棒打过去，好像打冰球。还让她趴在长凳上，用冷水泼在腿上，然后用棍子打。四姐经常是遍体鳞伤，血迹累累，打手们还不许她对外说一个字，否则会加倍惩罚。最难忍受的是把四姐装在麻袋里，绑上袋口，从一楼拖到三楼，又从三楼拉到一楼，再往上拉，往返数次，每次四姐都用手保护着头，可腰身被伤害得很厉害。打手们还会把四姐的头按在抽水马桶里不断抽水，四姐常会被憋得昏过去。还让她把手伸出来，放上点着的香烟，从这头烧到那头。四姐声泪俱下诉说着，她能活下来真不易啊！

剧组来电，上海有任务，第二天我要赶回上海。给了三天假，实际在北京只待了一天。临行前我又为娘揉着肚子，等娘睡着后，我让二哥替我，若娘唤我就让二哥替我应着。身为人子不能给娘送终，实为不孝，但我又有何法呢。不过想来娘比爹幸运，临终时二哥、四姐、葆姐都守在身边，她可以瞑目了。